周小川：中国货币政策更关心反通货膨胀
作者： 文章来源：网易财经 时间： 2008-5-10 9:34:55
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因为特别是从去年以来，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一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通货膨胀的苗头都在上升。而且势头似乎来的也很猛
2008年5月10日，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在上海继续召开。
[周小川]尽管说在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现在有流动性紧缩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家也都看到，它是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减弱，导致一方面有了流动性的囤积，另外一方面市场上又出现流动性短缺。但是这是不是本质上的流动性短缺显然也是有疑问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中国有哪些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中国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不受或者少受这些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周小川]第三个，我想在这里讲一下，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目前在全球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以美国、英国，大概看起来目前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配合，来迅速地制止财政赤字的蔓延、经济恐慌的发生，和经济可能发生的衰退。另外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因为特别是从去年以来，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一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通货膨胀的苗头都在上升。而且势头似乎来的也很猛，特别是伴随着初级产品市场价格高企，注意到现在油价已经在11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目标。
[周小川]这两个目标，加上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是不太一致的，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你在防止经济衰退的做法，同时你的货币政策又对全球其他地方也都产生影响，而其他地方更加关注的可能是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一些像中国说的叫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其他收缩性的政策。我想这个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特点。
周小川：要促进机构投资者发展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周小川] 昨天，通过讨论我很受启发。昨天上午第二节的小组讨论，我们的主持人是克劳拉·菲思，她归纳了几位发言人的发言，最终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机构投资者的培养，第二个是债券市场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确实第一很有潜力，确实过去发展不足，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两个部分可能对于新兴市场来讲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我们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各种不同年代的专家、学者和有关的领导都强调过发展机构投资者，我们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总结经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着要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但实际上又往往做得不够好。近若干年，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快速发展和成熟之间的关系问题，中间可能要处理好很多的关系。既要实现一种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知道拔苗助长也不行，也实现不了，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这里面主要有一个机构成熟的过程。不是说谁给你一顶帽子，你戴上了以后就是一个好的机构投资者了，而是说要通过你的业绩，通过你为客户确实创造了价值，通过连续的业绩、风险控制，使顾客最后认为你是一个可信赖的、大家愿意委托给你的这种机构投资者。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成熟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渐形成的问题。
周小川：跟金融机构健康相关性很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
[周小川] 从健康角度来讲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公司治理的健康，再一个组织管理构架的健康，第三个是风险控制，就是风险控制的机制，你的架构，是否真正能保持你的健康。我们也发现从这次危机的教训来讲，有些机构出的问题就是发生在内部风险控制上。同时内部风险控制也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一项技术，因为金融产品不断地发展，金融产品不断地更新，资产负债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二十年以前的技术基本上不好用了，十年以前的也是过时了，还要不断地更新才行。跟金融机构健康相关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监管工作，必须不断地加强监管。
周小川：解决次贷危机的根本是保持金融机构健康
[周小川]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关于金融稳定。因为在当前全球次贷危机的情况下，开任何研讨会可能都离不开次贷危机。我想说的第一点，解决危机有很多临时性措施，甚至有些时候是眼花缭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最根本的一条，要尽可能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金融机构不健康的话，总是一些最脆弱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先出现问题，他们出现问题再继续拖累其他金融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先是看到“北岩”银行，我们不幸也看到了“贝尔斯登”。所以要尽量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我想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从上一届政府五年到这一届政府五年都非常强调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改革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然后有很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在朝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改革，使得它们都比以前健康多了。这一条大大减小了中国的金融风险，这一条是很重要的。改革也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改革、通过开放，使金融不断走向健康。这里面包括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包括信息披露准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周小川：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目前在全球并不完全一致
[周小川] 第三个，我想在这里讲一下，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目前在全球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以美国、英国，大概看起来目前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配合，来迅速地制止财政赤字的蔓延、经济恐慌的发生，和经济可能发生的衰退。另外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因为特别是从去年以来，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一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通货膨胀的苗头都在上升。而且势头似乎来的也很猛，特别是伴随着初级产品市场价格高企，注意到现在油价已经在11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目标。
周小川：货币政策诸多政策目标之间需要有所平衡、有所取舍
[周小川] 第四个方面，在货币政策诸多政策目标之间，还是需要有所平衡、有所取舍，有些方面是有矛盾的。刚才已经看出来，从全球情况下货币政策针对的重点是有矛盾的，或者是不一致的，就一国内部来讲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金融机构的健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有这些目标并不是都能一致起来。经常是非常为难的，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最后就是取舍，哪个好取哪个，谁都希望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实际上没有。
[周小川] 这两个目标，加上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影响，是不太一致的，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你在防止经济衰退的做法，同时你的货币政策又对全球其他地方也都产生影响，而其他地方更加关注的可能是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一些像中国说的叫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其他收缩性的政策。我想这个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特点。
周小川：在解决危机的时候要有高度的灵活性
[周小川] 第三点我想讲一下，在处理金融稳定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各国央行出手了很多政策，甚至有一些看起来眼花缭乱。这些很多新的政策对我们中国来讲也不见得都是新的，有些我们也用过，但是也有些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东西，需要深入的研究，表明危机每次跟每次都不一样。过去传统设计的金融稳定的框架，应对金融危机的机制，到真正危机发生的时候，发现这个危机发生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跟你过去所学的东西不一样，要想应对新型的危机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判断危机的能力，同时要有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应急机制。
[周小川] 世界上在前一阶段、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似乎想把危机处理公式化，然后对中央银行、对财政部如何应对危机，设定一个框框，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或者说怎么样。但是这次危机的发生，说明一定要保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有高度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选择。我们看到从欧央行到美联储到英格兰银行，在流动性投放方面创造了很多新的渠道，来适应缓解危机的做法。在处理中央银行所接受抵押品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新的态度，也等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更改了过去所做的规定或者说法。
[周小川] 此外，在救助金融系统、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方面也明显地扩大了范围。当然我们回想起来中国过去也干过不少这样的事，就是指定某个机构去托管另一个机构，如果缺钱的话是不是想办法从什么渠道给予适当的支持。总之，在处理这些方面应该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与时俱进，深刻地分析和研究所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过于教条的、教科书式的做法恐怕到现在不一定能够适应形势，这也是我们观察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所应该研究讨论的一个方面。
周小川：解决次贷危机的根本是保持金融机构健康
[周小川]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关于金融稳定。因为在当前全球次贷危机的情况下，开任何研讨会可能都离不开次贷危机。我想说的第一点，解决危机有很多临时性措施，甚至有些时候是眼花缭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最根本的一条，要尽可能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金融机构不健康的话，总是一些最脆弱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先出现问题，他们出现问题再继续拖累其他金融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先是看到“北岩”银行，我们不幸也看到了“贝尔斯登”。所以要尽量保持金融机构的健康。我想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从上一届政府五年到这一届政府五年都非常强调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改革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然后有很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在朝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改革，使得它们都比以前健康多了。这一条大大减小了中国的金融风险，这一条是很重要的。改革也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改革、通过开放，使金融不断走向健康。这里面包括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准则、包括信息披露准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王岐山：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全球通胀等外部巨大压力
首届“陆家嘴论坛”于5月9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中国金融界高层云集。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论坛上做开幕主题演讲。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王岐山：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6%，但是经济运行中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价格总水平比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尚未回归到合理区间，同时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全球通货膨胀加剧，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为了克服当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型需求，增加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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